轉貼日本古墳文化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資料
[您必需注冊并登錄才能查看本鏈接。]第四章 古墳文化（4—6世紀）
第一節 古墳源流
1，箸墓傳說
古代帝王的墳墓，人們戲稱“地下宮殿”。墳墓營建的規模、隨葬寶器的數量，無不象徵墓主生前的權勢與地位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墳墓確是地上宮殿的一個縮影。
西元3世紀中葉以降，日本列島的部落聯盟加快兼併速度，不斷擴大規模和開拓疆域。當聯盟首領去世時，繼承人不惜耗費鉅額財富、役使大量人民建造巨型墳墓，以誇示統治者的權勢和威望。據《三國志·魏書·倭人傳》記載，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死後，“大作塚，徑百余步，殉葬者奴婢百余人”，足以推知女王生前之威勢。
大約在同一時期，大和地區也出現兼併聯合的動向，形成數個規模較大的部落聯盟。全長276米的箸墓古墳，證明3世紀後期的大和聯盟，逐漸成爲日本列島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。
關於箸墓的營造，《日本書紀》記載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悲劇：墓主倭迹迹日百襲姬系三輪山神大物主妻子，丈夫總是趁夜而來、未明即歸，爲了一睹愛人真容，一天倭迹迹日百襲姬懇求丈夫留宿不歸。大物主以“顯露真相，不可驚怕”爲條件，答應妻子的要求。翌日清晨，倭迹迹日百襲姬打開梳妝盒，發現裏面有一條美麗的小蛇，頓時失聲驚叫。大物主深感受辱，遂變回人形淩空飛去倭迹迹日百襲姬追悔莫及，用筷子（箸）戳入陰部自殉。
倭迹迹日百襲姬死後，大物主爲其建造墳墓，據傳“是墓日人作，夜神作”，人神晝夜交替，從大阪山搬運石料，“自山至墓，人民相踵，手遞傳運”，大和聯盟的聲勢由此可見一斑。
箸墓建造於3世紀末期或4世紀初期，屬於最早的前方後圓古墳之一。有些持“邪馬台國大和說”的學者，將墓主比定爲卑彌呼，爲了解決卑彌呼去世（3世紀中葉）與箸墓建造的時間差距，山尾幸久推測女王台與向晉朝遣使（266年）後，將卑彌呼原來的塚墓改築成前方後圓墳。
大部分學者將箸墓視作大和聯盟最初的王墓，森浩一注意到箸墓與三輪山的關係，以及古墳中三角緣神獸鏡與吳人的關係，指出在三輪山麓營造氏族始祖的巨墳，也許受到會稽山大禹陵的影響，吳越移民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。
箸墓傳說中“蛇”與“箸”的情節，也許折射出以“蛇”（龍）爲圖騰的漁民與“箸”象徵的農民聯姻的事實；所謂大物主的原形是蛇體，應當解釋爲龍蛇紋身；《日本書紀》稱大物主即大國主別名，供奉大國主的出雲神社的神體即爲大蛇。由此看來，最初的大和聯盟吸納了各方的政治勢力和文化傳統，而出雲一帶信仰龍蛇、擅制土師器的集團，尤其扮演著重要角色。
2，古墳的起源
古墳時代營建的大墓，雖然存在多種形制，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，“前方後圓”的墓制無疑最具代表性。學者們一直在苦苦思索：這種墓制萌生于彌生文化之中，抑或傳自中國大陸、朝鮮半島？
從目前統計的數位看，全長200米以上的“大型古墳”大多建造於前期和中期，前期集中在奈良，中期移向大阪，後期風光不再，與大和王朝的發祥、擴張、衰落的歷史正相吻合。典型古墳由“前方”和“後圓”二個部分構成，墓主安葬在後部隆起的圓形墳丘中，前部的方形設施用途不明。江戶時代蒲生君平著《山陵志》（1808年），根據民間俗稱古墳爲“車塚”的事實，提出前方後圓墳模仿古代“宮車”的假設。
日本學術界最近的趨勢，偏向在彌生文化中尋找古墳的原形，代表性的意見有：九州一帶的“墳丘墓說”，日本海沿岸的“四隅突出型方墳說”，彌生早期以來延綿不絕的“周溝墓說”等等。近年，朝鮮半島南端發現前方後圓古墳，“朝鮮起源說”逐漸受到重視。
當然，“前方後圓”僅僅是墳墓的外形，這種形制爲大和首領所採納，並壓倒其他墓製成爲定式，必然代表著鮮明的時代精神，寄託著造墓人的祈求和憧憬，包涵著深刻的文化意蘊。
早在江戶時代，蒲生君平就試圖比較古墳與宗廟的相似性；加地伸行則認爲古墳與“郊祀制有深刻的關係”；王金林詳細分析古代中日的天地崇拜，提示人們注意兩者的關聯。中國古代信奉“天圓地方”的宇宙觀，祭祀天神地祗乃爲儒教禮制的核心。帝王設圓丘祭天神，築方壇祀地祗，是爲秦漢以來則法。祭壇構造的特點是：天壇呈圓形，地壇呈方形；圓丘和方壇分爲數層；圓丘比方壇要高；天壇築有圍牆，地壇繞有水溝。
日本的古墳與中國的祭壇有無關係呢？以箸墓古墳爲例，“前方後圓”具備圓形和方形的特點；前方部與後圓部均分數層建築；後圓部明顯高出前方部；圓形墳丘四周埋設埴輪，環繞古墳築有溝壕。
從上述要素可知，古墳與祭壇頗多相似之處，但這並不意味古墳照搬祭壇，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：中國的祭天圓丘和祀地方壇分建於兩處，而古墳則將其合二爲一；古墳主要用於埋葬死者，而中國的祭壇與墓葬無涉。
古墳時代的日本，還不具備完整吸收中國文化的內外條件。從外部看，攝取中國文化主要依賴朝鮮半島的間接途徑，或者依靠大陸移民的零星傳播；從內部看日本的文明程度遠遠落後于東亞的先進地區，雖然從大陸和半島積極移植物質文明，但尚不具備全面消化精神文明的能力。
正因爲上述原因，一些內蘊豐富的精神文明産物，到了日本便走樣變形，如銅鐸徒具其形而不能奏樂，就是一個典型例證。還有一種情況，零星傳入的多種文化要素，經古墳人分化組合，形成適合當地社會狀態的新文化樣式，古墳墓制恐怕屬於這種拼合重組的産物。
根據以上分析，我們認爲古墳吸納了祭壇的“天圓地方”要素，即前方部是地上統治者舉行祭祀的場所，後圓部則爲供奉化升天神的祖靈之處。
3，埴輪粗陶
巨大的古墳中埋藏著豐富的隨葬品，無論數量還是質量，均遠遠超過彌生墳墓的出土文物。在琳琅滿目的隨葬品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埴輪和銅鏡。
埴輪是一種素燒粗陶，表面呈灰紅色，分圓筒器和象形器二種，盛行于整個古墳時代，用途、器形等與彌生粗陶判然有別。《日本書紀》記載的埴輪起源傳說，足以證明這種粗陶與古墳的密切關聯。據說垂仁天皇時，皇弟倭彥命去世，下葬時身邊侍從全部殉死，被活活埋在墳墓四周。連續數日，從墓地傳來殉死者的悲泣慘叫，他（她）們的屍首任烏鴉和野狗糟蹋。這種慘不忍睹的景狀，令天皇産生廢絕殉葬的想法。不久皇后日葉酢媛去世，天皇採納野見宿禰的建議，召集出雲國的制陶工匠，燒制人馬、器皿形狀的粗陶，代替活人埋納墓中。這便是埴輪的起源。
上述傳說透露出許多資訊。首先是埴輪出現的時期，日葉酢媛皇后的古墳屬前期，而且最早的箸墓古墳已經隨葬埴輪，可證埴輪與古墳大抵同時出現；其次是埴輪的用途，彌生後期有殉葬的習俗，卑彌呼死時“殉葬者奴婢百余人”，倭彥命下葬時殉死者的慘狀可信，埴輪代替活人隨葬，說明殉葬制度的結束，代表社會的一大進步；最後是大和國與出雲國的關係，製造埴輪的工匠來自出雲國，這使我們想起箸墓傳說，出雲神社供奉大國主的蛇體，折射出出雲國在大和聯盟中佔有重要地位。
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墳，俗稱“仁德天皇陵”（中期），全長486米，是古墳中規模最大的一座，推測埴輪總數約2萬件，絕大部分屬於圓筒埴輪。從埋納的情況看，圓筒埴輪圍繞墳丘周沿，大半埋入土中，一部分露出地面，這意味著什麽呢？
如果日本古墳與中國祭壇確有關聯，那麽一個緊挨一個環繞墳丘的埴輪，使人聯想起中國祭天圓丘四周的圍牆；從代替活人隨葬的角度看，頂部露出地面似是殉葬習俗的殘留。倭彥命的殉葬者嚎哭數日，屍首被禽獸啄啃，說明他（她）們的頭部露出地面。圓筒埴輪大概具有上述兩方面的涵義。
與形式單調的圓筒埴輪相比，象形埴輪可謂千姿萬態，堪稱那個時代活生生的寫照，不僅是彌足珍貴的雕塑作品，而且爲我們瞭解古墳時代的民俗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，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形象資料。
馬形埴輪表明騎馬民族的文化進入日本列島；屋形埴輪展現古墳時代的建築樣式；鳥形埴輪透露古墳人的鳥崇拜和太陽信仰；船形埴輪顯示大和王朝的航海能力。在各種象形埴輪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形埴輪。這裏有阿娜多姿的少女，有面部刺紋的男子，有神態詭秘的巫女，有威武雄壯的武士。
4，三角緣神獸鏡
古墳的隨葬品中，不僅有千姿百態的埴輪，還有各類木器、貝器、鐵器、石器、玉器等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寶器，非三角緣神獸鏡莫屬。
出土地點明確的三角緣神獸鏡，據1998年統計已達485枚，主要集中在畿內一帶。1950年10月，大阪和泉市的黃金塚古墳（前期）發現鑄有“景初三年”銘文的三角緣神獸鏡，年代與《三國志》（魏書·倭人傳）所載景初三年（239）魏帝賜給倭女王“銅鏡百枚”相吻合，許多學者將之視作“邪馬台國大和說”的根據。
由於上述原因，三角緣神獸鏡多被納入彌生時代進行論述，筆者對此表示懷疑。因爲這類銅鏡迄今尚未在彌生遺址發現一枚，目前已知的近500枚均出土于古墳遺存，因此我們只能在古墳文化的範圍內來討論這個問題。
圍繞三角緣神獸鏡，還有一個頗多爭議的問題，那就是銅鏡的製作地點。一種意見認爲銅鏡是在日本製作的，即“國產鏡說”；另一種意見認爲產於中國，即“舶來鏡說”。從銘文中“徐州”“洛陽”等地名、“景初”“正始”等年號判斷，多數人認爲是魏尚方局的製品。
從80年代初開始，中國學者加入銅鏡爭鳴，王仲殊、徐蘋芳、王金林等發表的見解，在日本學術界引起重視。王仲殊的觀點可以歸納爲以下幾條：
（1）三角緣神獸鏡在中國境內至今尚未發現；
（2）東漢至三國時期，江南地區流行神獸境和畫像境；
（3）三角緣神獸鏡融合畫像鏡外區和神獸鏡內區，爲迎合倭人風尚，增加中國銅鏡所沒有的“笠松紋”，並將鏡體做大；
（4）三角緣神獸鏡是東渡日本的吳人在日本製造的。
正當王仲殊的觀點在日本掀起軒然大波時，1986年10月京都福知山廣峰15號古墳發現“景初四年五月”銘斜緣盤龍鏡，兵庫縣辰馬考古資料館亦藏有銘文、式樣、尺寸一樣的銅鏡。由於中國歷史上沒有“景初四年”的年號（是年改元“正始元年”），這一發現爲“東渡吳人製造說”（簡稱“吳鏡說”）提供了依據。
中國學者的獨到見解，使銅鏡爭鳴擺脫“國產”或“舶來”的單一模式，不斷向縱深發展。堅持“魏鏡說”的學者，主張是魏朝專爲倭國所特製的，這個意見最早由小林行雄提出，目前依然屬於日本學界的主流；“吳鏡說”在中日兩國均有支持者。
根據彌生時代與古墳時代出土銅鏡種類的不同，或許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：彌生文化時期，九州北部的邪馬台國獨佔與郡和魏的交往，通過這條渠道輸入漢鏡；九州南部及大和地區的部落國家，則通過海路與江南保持貿易和文化關係；3、4世紀之交時局動蕩，又有大批大陸和半島移民東徙進入日本，九州的人口遂向東遷移，在大和地區融合成古墳文化。
三角緣神獸鏡的魏年號和吳樣式，恰好說明兩種文化背景的集團融合共處。不過縱觀古墳文化的全貌，吳越文化的色彩更爲濃郁，吳越移民在大和聯盟中地位穩固，這從倭王頻頻向南朝遣使也可得到印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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